吉安是个神奇的地方，有吉州窑，有新干大洋洲青铜器，历史上有一大堆的进士和宰相。
也有我见过最差的博物馆，很可能没有之一。
正常周一闭馆周二开，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我周二到了发现大门紧闭，问隔壁规划馆说因为周一开了所以周二关。公告呢？开闭馆都这么随意的吗？
后来在古玩城听老板说是因为交流会，馆长都跑去征集文物了。征集是馆方的事，博物馆的日常开放靠的是物业。这种不负责任随意的行为我跑过这么多馆也是很难见到。
周三再去。陈旧的设施，昏暗的灯光其实都算了，很多地方都这样。展厅布置还挺用心，但是玻璃上数不清的霉斑，几乎每一块玻璃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霉点，拍照都找不到一个可以完全避开的角度。陶瓷厅里还有一股霉味，体验十分糟糕。
但是还是要介绍。
因为新干大洋洲。
新干大洋洲青铜器可以用神秘来形容。不是因为出处发展成谜，而是你几乎没什么机会看到它们。
江西省博物馆在没有搬新馆之前，有个大洋洲厅，但是常年不开放。现在搬了新馆只展出一部分。吉安博物馆商代青铜器一整个厅全是复制品。出土地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博物馆一整个馆都是复制品。
大大那句“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迹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对新干大洋洲青铜器可能是没起作用。
这个时候复制品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比起完全看不见，复制品起码还有个样子可以看。
看看三星堆的出圈，再看看整个江西对待大洋洲青铜器的态度，就知道为什么大洋洲青铜器存在感如此之弱了。
新干大洋洲的青铜器纹饰和器型风格十分复杂，二里岗，白家庄，殷墟早晚期风格一应俱全，但是铸造水平十分接近，比起南方其他青铜器更加规整，厚重。也就是说他们的铸造应该是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内，并且铸造水平十分高超。
如此统一的铸造水平说明他们吸收商代各个时期青铜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停在吸收融合和创新。
比如大洋洲出土很多扁足鼎，其中有商代前期风格的深腹小鼎和晚期常见的扁足鼎。方鼎有二里岗风格的瘦高鼎和殷墟风格的矮宽鼎。
纹饰也有两种不同风格。一种是商代早中期的连珠纹，纹饰细密的兽面纹等，另一种则是商代晚期的三层花工艺，但突出的主纹则完全属于本地风格。并且大洋洲青铜器的器耳上经常出现立虎，立鹿，立鸟等形象。
也就是说我们基本可以推测大洋洲的青铜器的源头不会晚于商代中期已经经由某个地方从中原传到了南方某处。南方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体系，并且在商代晚期接受了北方最新的器型和工艺，但使用了自己的纹饰。
现在问题是这些来源都是哪里？他们在哪里被收集起来？发展过程又是怎样的？为什么高点只出现在大洋洲？南方其他省份虽然有类似的器型，但是铸造水平应该说差了一截。尤其是大洋洲有大量体量巨大的重器，远超同期水平，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大洋洲青铜器如果真是吴城遗址所做，那它和南方其他省份的关系是怎样的？为什么只发现了这一个墓葬或者祭祀坑，更多其他同时期同类型的青铜器为什么没有被发现？
还有为什么商代早中期风格的纹饰基本得到很好的继承，但商代晚期的风格则完全是自主创新？为什么这类完全南方风格的纹饰没有出现在非三层花工艺的器型上？
最近都说三星堆和盘龙城关系密切，但三星堆所见的尊和罍造型以及肩部有兽首的特点以及三层花工艺并不见于盘龙城。三星堆也没有鼎，鬲，甗，壶等器型。
但三星堆有类似大洋洲的立鸟形象。龙虎纹尊则和安徽阜南出土青铜器如出一辙。并且三星堆面具和尊罍的铸造水平差异巨大。所有跟面具相关的青铜器都很精细，尊罍则基本很粗糙。
充满了割裂感。
三星堆和盘龙城的交流可能更多是玉器和青铜器铸造技术，而青铜尊罍有可能先传到东边，再由东向西传到三星堆。
问题这个东边是不是大洋洲？影响大洋洲的又是哪里？也是盘龙城？还是安徽阜南？这两个点目前下限都只是商代中期，那商代晚期的交流又经过哪条路径？他们是先到大洋洲再向西吗？还是先去了什么地方再去的江西？
所有三星堆有的问题，搬来大洋洲基本都可以套用。甚至我心中的疑问比三星堆更多。
这中间存在的可能不是缺环，而是我们只看到了一个结论，前面的过程完全散失。
这种铜罍已经很熟悉了，南方每个省都有，但是大洋洲的尺寸格外大。商代晚期风格
也是晚期风格
各种各样的扁足鼎
这种扁足鼎和其他的不一样。鼎足是鳄鱼，纹饰仅见于大洋洲。这种器型上海博物馆，山西青铜博物馆都有类似器型。均没有出土信息。
这种鼎很少见，南方风格。纹饰仅见于此。
二里岗风格方鼎
这种纹饰是白家庄期风格。上面的箭头只见于南方。
这个神面纹湖南省博物馆，随州博物馆都有类似纹饰。
那个老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