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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文化是人类文明园中的瑰宝中国江西网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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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新干商墓遗址及青铜文化的修缮保护与开发利用

熊绍君

青铜文化博大精深,渊远流长,辉煌灿烂,光耀世界。新干青铜文化只是其中的一支小细流、一个小缩影,但却是一个有着特殊典型意义的非常代表。她颠覆了历史,让世界和中华文明史翻开甚至增添了崭新一页,真正值得广大社会学家和有关方面好好研究与探讨。要写好新干青铜文化这篇文章很难,要写得让社会、让读者满意就更难,而要让专家学者和新干人民叫好则难上加难。要不是家乡新干方面的特邀,笔者还真不敢去触碰这个课题、专题或说话题。要写好新干青铜文化这篇文章,愚以为必须搞清或写明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青铜器;二是青铜文化;三是青铜文化的价值意义;四是千年新干文化史中的青铜特质;五是如何宣传、保护、利用新干青铜器及其文化;六是新干青铜文化的现实意义及其拓展开发。下面笔者本着科学态度、求实思想、探讨精神、尝试心理,围绕上述六点从青铜器与青铜文化及其价值、千年新干与青铜器及青铜文化、新干青铜器及青铜文化的保护利用等三个层面,以青铜文化是人类文明园中的瑰宝暨新干商墓遗址及青铜文化修缮保护与开发利用为题,谈几点粗浅认识和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一、青铜器与青铜文化及其价值

文化常以物质为依托载体,谈到青铜文化不得不说青铜器。青铜器是指以青铜为基本原料加工而制成的器皿、用器、用具、兵器等。青铜古称金或吉金,是红铜与其他化学元素(锡、镍、铅、磷等)的合金,其铜锈呈青绿色,因而得名。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人们大量使用青铜器皿、工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称为“青铜时代”。青铜时代是由丹麦考古学家G·J·汤姆森首先提出来的人类物质进化史上的分期概念。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经历了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随着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兴起,蒸汽机出现,至19世纪初推广使用,人类进入第四个文明发展阶段——蒸汽时代、而后进入电气时代、原子时代、信息时代,目前开始逐步进入智能时代。

青铜器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恩格斯曾提出:青铜器与文字、城市是人类文明诞生的三大标志。如今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全世界的广泛认可。如果说文字的出现代表着人类智力发达和文化发展的水平,城市兴起意味着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高度,那么青铜器的发明则象征着人类技术创新的一次巨大飞跃。我们的祖先在青铜时代创造独步世界的繁荣昌盛,预示着中国古代文明已经发展到一个让全世界为之震撼的巅峰。古往今来,中国青铜以其无比灿烂辉煌的文化之光,在世界铜器之林独树一帜,让西方文明不断投以羡慕的目光。青铜器之于世界、之于人类、之于中国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青铜器最早出现于多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这一时期又被称为苏美尔文明时期,当时出现的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是早期青铜器的代表,也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标志着人类由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但其盛行却在距今年前后,此后多年,即公元元年前后,青铜器才逐渐为铁器所取代,人类才开始进入文明程度更高的铁器时代。而我国使用铜的历史亦可谓久远。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一件青铜刀,经考证年代为约公元前左右,即距今多年,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相对于西亚、南亚及北非距今约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相对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的时代,年代距今约—年。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基本相同。然而,我国青铜器有其显明特点:一是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我国青铜器到底有多少,谁也无法说出,据有关方面统计,仅有铭文的青铜器,从汉代至今出土达一万多件,若加上无铭文的,则难计其数,正因为数量大,所以品种也极为丰富,不仅有酒器、水器、食器、兵器、礼器,还有车马器、农具、工具及各类生活用具。二是做工独特,造型丰富。我国青铜器在铸造方面有自己独特的工艺,外国铸造青铜器的方法是失蜡法,失蜡法的“范”可用多次,生产出来的器具形状和花纹完全一样,而我国铸造青铜器用的是合范法,合范法的范只能用一次,即只能做一件,因此我国青铜器很难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青铜器物,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就增加了中国青铜器的艺术观赏价值,当然,我国也会使用失蜡法铸造青铜器。三是文字记载,寓意深长。我国青铜器有个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青铜器明显不同的地方,就是铸刻有文字,叫铭文,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文,起初只有两个字,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族徽”的文字,后来文字逐渐增多,表达意思也丰富多彩,意味深长。这对研究我国古代史和青铜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四是分布区域广泛,延续使用时间长。我国青铜器出土较为集中的地区为中原,但她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东北、西北、西南、江南,甚至西藏及东海渔岛都发现青铜器。并且我国青铜器使用延续时间很长,从夏朝开始至战国后期,甚至汉初还在使用,前后延续流行近两千年,通常说一千六百多年。五是品质卓越,千姿百态。我国青铜器享誉世界不是数量,关键在于质量,我国青铜器精品很多,千姿百态,制作精致,外形美观,图案多样,富丽堂皇,让人眼花缭乱。六是由于绝大多数青铜器都是在地下埋藏,受地下腐蚀和墓葬塌陷,致使青铜器破损,完好无损的只占出土青铜器的百分之十左右。从以上我国青铜器的特征特点,完全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铸造技术是从外引进而来的说法。

青铜器的使用在我国最早出现在距今年左右的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记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虽然从考古资料来看,我国青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但就青铜器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青铜器可与我国的青铜器相比拟,这也是我国古代青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我国青铜器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朝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朝中期青铜器品种十分丰富,并出现铭文和精细花纹,商朝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西周末至春秋初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青铜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瓷器、漆器和铁器进入日常生活,青铜制器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青铜器成为历史,最终成为古董。我国古代青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

青铜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使用青铜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青铜时代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具体地说,青铜文化是指青铜器具所包含、所反映的文化现象,以及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其实,青铜器自她诞生之日起,就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以及信仰、审美等密切相关,体现并映射出强烈的文化内涵,从而形成了青铜文化。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占据中国文化的主导位置,青铜文化自她一产生就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同步,在每个发展时期又铸铭着时代的印记。在秦朝以后的二千多年里,青铜文化概括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如货币、兵器、邮政、宗教、地震、冶金、天文、建筑、气象、中医学等等,青铜文化与其他文化彼此渗透、相互作用、同步发展,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青铜文明最早在两河流域兴起,埃及与罗马等地曾创造繁荣,在全世界各地,经过刀耕火种的石器时代后,人们通过粗浅冶炼得到铜器,将人类推进到第二次文明大发展时期。由于青铜器以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世人揭示了其铸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源流,因此被史学家们称为“一部活生生的史书”。我国古文明悠久而又深远,青铜器则是其缩影与再现。我国典型的青铜文明时代是商周。一般把我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年左右;鼎盛期即我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了年左右;转变期指战国未期及秦汉时期,青铜器逐步被铁器取代。社会在向前发展,但历史文化永远铭留在人们的记忆里,青铜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将永远镌刻在我们中华民族记忆中。

中国青铜文化,历史悠久、工艺精湛、技术娴熟、内容丰富,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精华。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始于公元前21世纪,止于公元前5世纪,经历约年,大体上与文献记载的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时间相当。一位历史学家曾说,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石头的书、青铜的书。毫不夸张,青铜文化是一部缩写的中国百科全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辉煌灿烂,盛极一时,研究中国青铜文化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千年新干与青铜器及青铜文化

江西省新干县原名新淦,古称上淦。秦朝二十六年即公元前年建县,迄今已有二千二百四十年的历史,是江西省置县最早的十八古县之一。新干县位于江西省中部,吉安市北部,地处赣江中下游。国道、京九铁路、赣江水道和即将开通的昌赣高铁皆穿县而过,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产业发达,商贸昌盛。东邻丰城、乐安,南接永丰、峡江,西毗新余,北界樟树;东西间隔42公里,南北相距52公里,总面积.29平方公里。县城金川镇,南距吉安市94公里,北离省城南昌公里,县域内丘陵平原相间,高低起伏,水网密布,考古和现代研究表明新干县是非常适宜人类生存发展享受的风水宝地,三千多年来新干人民和他们的祖先在此繁衍生息、勤劳而作,创造了一个个辉煌灿烂的文明。今天我们要谈的新干大洋洲商墓和青铜器及青铜文化就是一个显明真实的例证。

新干县曾因三湖贡桔即大红袍而闻名于世,但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大洋洲商墓发掘后,人们提到新干便想到了江南青铜王国,青铜王国和青铜文化成了新干又一张全新靓丽名片。

新干县是个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然优美,人文丰富,有故事、有底蕴、有前景,而又令人向往的地方。新干县境内有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以及牛头城遗址、瓦城遗址、大洋洲商墓、战国粮仓遗址、长乐庵遗址、监军城遗址、莒洲遗址、岳飞点将台等古迹。著名人物有中国四大贤母之一的陶母湛氏、何昌言、金幼孜、练子宁、王言、邹努等;风景名胜有东山寺、东山森林公园、文昌塔、大洋洲程家商墓遗址、黎山景区、长乐庵风景区、海木源风景区、燥石风景区、窑里水库、龙古山龙宫洞、三湖桔园等。这些名胜古迹中最引人注目、最值得观赏的,应当是大洋洲商墓。因为她的发现和挖掘,震惊了世界,改写了中国的文化史和文明史。几千年来全球史学家,特别是我国史学家都非常笃定认为中国商周文明、青铜文明仅限于黄河流域,而长江流域特别是江南被认为是野蛮或说荒蛮腹地。随着大洋洲商墓的发掘,这些定论均被颠覆。因而大洋洲商墓具有标志性的丰碑意义。为揭开大洋洲商墓的神秘面纱,让广大人民群众走近并了解她,下面笔者简单介绍一下大洋洲商墓的发现、挖掘等相关情况。

年9月20日,位于江西省新干县北部、赣江东面2里许的大洋洲镇程家村委会涝背沙丘上,一群当地村民正在取土加固赣江大堤,原来存在的一个大沙丘经过几十年的不断挖取至这时已夷为平地,不经意中,附近村民一锄头下去碰到一件金属硬物,扒拉开来,竟是一件布满繁缛纹饰的青铜器,兴奋不已的村民争相掏挖,有些因为挖到宝物争吵打起架来,十几件宝贝被村民连夜运回了家中。当时,沙丘边周家村民见宝贝被别村的人运走了,立即向大洋洲镇政府报告。大洋洲镇挖到宝贝的消息迅即传到新干县政府领导耳中,县领导当即部署文化、公安、人武部门组织警力、民兵前往偷运宝贝的村民家中,连夜将藏于村民家中的宝物一一追回。同时向正在新干大洋洲牛头城遗址作京九铁路沿线文物考古调查的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詹开逊先生报告。詹开逊先生及时赶到了涝背沙丘,当看到出土青铜器那规整而细密、狰狞而美丽的兽面纹时,简直惊呆了——青铜器如此集中地在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出土,真是想不到!必须完整保护出土文物和现场,以待进行科学的发掘!年11月6日至12月2日,经过近一个月的细致、科学挖掘,在大洋洲程家涝背沙丘共出土青铜器件、玉件件、陶器件。有纹饰组合独特的礼器,轻巧锐利、线条流畅的兵器,适用精致的生产生活用具。青铜器数量之多、纹饰之美、制作之精、造型之奇不仅在江南地区,就是在全国也是罕见的。通高公分,重78.5公斤的大铜甗,为全国之最;巨型大钺被专家定为“中华钺王”;青铜犁铧,全国仅此一件;20公分高的青铜豆,专家赞叹举世无双;青铜瓒,国内独一无二;提梁方卣,实属孤品;双尾铜虎,一个身躯两条尾巴,背上伏一鸟,形体之大,世人从未见过;水晶套环,无色透明,质地纯净,小环套在大环内,两者吻合无间,真是罕见之物;49公斤的大方鼎,国内只有几件。一座商代墓葬出土青铜农具和手工工具余件,在全国是首例。

通过对出土文物器物配比的分析,棺椁内外沙土质料含量比较,文物摆放区位排比及一起出土的24颗人牙化验,考古专家认定为商代大型墓葬,结合青铜器中装饰纹样、铸造工艺与同期中原青铜器比较,专家推测该墓为江南方国贵族大墓,其文化性质为江南产生经过中原殷商文化的浸染,具有土著地方特色的方国文化。这些都充分说明,赣江鄱阳湖地区在商时期存在过一个与中原商王朝同期发展的文明中心。这是继河南安阳殷墟、四川广汉三星堆之后又一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被评为我国“七五”期间十大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新干商代青铜器群的发现,是我国南方考古的重大突破,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研究揭开新的篇章,也为中国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研究揭示出众多的奥秘。

根据出土器物具有的殷商文化及土著文化特征,专家认为,这里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既受到中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浸润,具有明显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又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应为当地的土著居民所铸造。特别是青铜兵器和工具所表现的地域性尤为明显,证明鄱阳湖、赣江流域早期青铜器铸造工艺是在自身文化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的。在中原地区较早发展起来的青铜冶铸技术尚未影响到此的时候,这里就产生了早期的冶金术,制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随着中原地区商代中、晚期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中原地区的先进铸铜技术也传入南方,而最先受其影响的是青铜礼器、兵器,工具则更多地保留自身的传统式样。

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的发现,证明了江西堪称“长江中游古代青铜王国”,是青铜时代又一重要文化中心。这批在当地铸造的青铜器的发现,大大丰富了吴城青铜文化的内涵,为人们进一步探讨赣江流域吴城文化的分布、性质、面貌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大洋洲商墓出土的文物是商代文物的精品,具有极高价值,其中6件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她们是:

立鹿四足青铜甗通高厘米,重78.5公斤,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商代最大的连体青铜器,也是商代唯一一件四足青铜甗,器物庞大,气魄雄伟。甑鬲连体,相接处有箅托一周。甑盘口,呈台阶状,圆唇宽沿,大方形立耳,植于盘口上,深斜腹。鬲分档较高,四足中空,足上部呈袋状,下为圆柱形,足底外鼓。双耳外侧环饰燕尾纹,耳上各立一幼鹿,口沿外侧饰斜角式目纹一周,甑腹上部饰四组上下界以连珠纹的环柱角兽面纹,以细棱作鼻,圆角方形乳钉凸目,展体,尾上卷,背脊上饰刀羽状纹,三组兽面纹之间以勾戟状凸扉棱为界,下腹部素面;鬲通体饰四组浮雕式牛角兽面纹。

卧虎耳青铜大方鼎通高97厘米,重49公斤,形体高大,铸工精、纹饰美,同时期的大方鼎国内也只有几件。斜折沿、方唇,口沿之上立微外侈的圆拱形外槽式立耳,槽内有一道凸弦纹状加强筋,耳上各卧一虎,腹呈仰斗状,平底;柱足中空,与腹部相通,上粗下细,近足根处微鼓。鼎腹外壁除中间部位素面外,两侧边和下部饰排状乳钉纹,两侧边各饰一组省体兽面纹。

伏鸟双尾青铜虎通长53.5厘米、通高25.5厘米,重6.2公斤,形似虎尊而又腹底不连,内空,张口,前露獠牙,凸目粗眉,双竖耳,面目狰狞,后垂双尾,尾巴上翘,背部伏一短尾小鸟,尖喙圆睛,昂首瞻顾。整个虎形躯体庞大,怒目狰狞,虎视眈眈,四足屈蹲,作半卧欲起式,生动逼真地再现了虎的威武形象。

双面人形青铜神器作中空的扁平形双面人首形,宽额窄颔,呈倒置的等腰梯形。双面均有内空的圆凸目,竖耳上尖,肥鼻,有双孔,高颧,张口,两侧口角上翘,露齿;头顶正中有圆管,两侧各出一角,角端外卷,下有方銎。

神人兽面形玉饰呈黄绿色,玉质莹润,琢磨光滑,作戴着平顶卷角高羽冠的神人兽面形象。正面中段琢出浅浮雕的神人兽面像,下额圆弧;整个兽面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为神人像,梭形眼,卷云眉,宽鼻梁,蒜头鼻;下半部分为兽面,长方形阔口,嘴角各露一对獠牙。

侧身玉羽人最富土著民族传统特色,通高11.5厘米,由地蜡石制成,棕褐色,蜡状光泽,无瑕疵,作侧身蹲坐状,两侧面对称。臣字目,粗眉大耳,钩喙,头顶高冠,冠作鸟形,以掏雕法琢出3个相套的链环;双臂拳屈于胸前,膝弯屈上耸,脚底板与臂部平齐;腰背至臀部阴刻出鳞片纹,两侧各琢有羽翼,腿部也琢出羽毛。套环与羽人系一整块璞料圆雕而成,工艺高超。侧身羽人玉佩饰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侧身玉人浮雕饰有某些相近之处,但也不难发现其间的明显区别,比如前者的鸟形、尖喙和羽翼都是殷墟玉人所没有的,这表明南方古代民族在仿琢殷商玉器时,更多地融入了新的文化因子,这是该地区远古土著民族鸟图腾和鸟崇拜的一种遗俗和变异。比之妇好墓侧身玉人浮雕,这件侧身羽人佩饰更多地具有神人意味,有机地把人、兽、鸟集于一身,想象丰富。

三、新干青铜器及青铜文化的保护利用

青铜器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无限的魅力与风采,其独特的风格、精湛的工艺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及深远的人文影响。探讨和研究青铜文化,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探千年之踪迹,更重要的是要理清青铜器文化的发展脉络,挖掘其深沉意义与潜在价值,让我们在体味千年文化韵味的同时,学习借鉴其精华,以传统元素来丰富现代生活,发扬光大,以建构更为辉煌的现代文化,真正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发挥出其综合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反作用于新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

新干大洋洲商墓的发现和挖掘引起考古界的轰动,也使新干县扬名中外,被誉为江南青铜王国,更打破了商文化中原中心论和商文化不过长江论。新干县面对这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肩负着双重的历史责任:一方面要做好大洋洲商墓遗址的保护和修缮工作,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挖掘提升新干青铜文化的深刻内涵,塑造新干古老青铜文明和现代文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相辉映的新时代精神。

新干县自年9月发现大洋洲商墓以来,至今整30年,30年对一个人来说都已进入而立之年,但新干县对这一举世瞩目的重大发现,除了增添了一个江南青铜王国的美誉和一座不起眼的博物馆外,似乎没有什么太多的作为和实质性变化,好象事情过了就过了。好在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人们观念的转变,商墓青铜器、青铜文化及江南青铜王国本身的品牌价值、商誉无形价值和文化旅游传播影响力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尤其是当下的新干县领导更是对此高度重视,据说成立历史文化研究会、青铜文化研究会、举办大洋洲商墓考古发掘30周年系列活动,并着手打造以青铜博物馆、牛头城遗址、商代大墓遗址、萧公庙为主的青铜文旅产业项目等。这不,又发动我们这些在外游子,动心动脑动笔探讨青铜文化和历史传统文化,书写新干美好愿景,为新干新一轮发展建言献策。笔者由此感到十分欣慰,这重新唤起了笔者对新干这个第二故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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